我院团委被授予2012年度成都市共青团工作特等奖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下，我国共同富裕的法治建设应当从以下五方面展开： 第一，在前提方面，应当明确个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主体责任，通过完善对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安全保障，为个人自主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以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推动共同富裕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31] 关于相关争论的详细梳理可参见前引[30]，张志铭、李若兰文。[6]而作为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宪法秩序的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7]对其他社会主义规范发挥着价值贯彻和规范诫命的作用。

[16]在德国，法治国家一词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康德、洪堡与早期费希特等人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4] 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有鉴于此，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法治国家应在法治国家原则的辐射作用下，被解释为通过法秩序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以实现保障个人自由、财产与安全的国家目的。[43]建基于此，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之间至少在融贯可能性上得到了肯定性论证，根本否定说应当被排除。[44] 参见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

[4] 基于规范论的立场，宪法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可在性质上被区分为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50] 前引[46]，习近平文。社会变迁引发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

根据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司法体制等宪法环境，对该宪法条款的规范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相对型分析模式。杨涛：对政府发函干涉司法审判说‘不，载《济南日报》2013年10月23日。权力制约的诸种手段只有在法治允许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稳固与实效。我们曾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依靠国家与社会的努力，国家也不被认为会有意去侵犯个人权利。

[5]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首先，国家尊重人权中尊重的文义是指尊敬或重视（个人、集体或有关的抽象事物，如意见、权利等）。

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为法院审判提供法律依据，来保护人权。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承担的义务就十分必要了。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司法制度改革就会随着经济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司法制度和司法原则的变化也会被经济带动着表现出主观自觉性与客观自发性。前文所述的两层级分析模式较为粗放，只对排除干涉以主体为标准的规范作文义解读，无法胜任对如此多的主体行为的合宪性做精细化分析，难以理清、权衡交织在同类问题中的不同价值冲突。

一、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在解释论上的展开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改，产生了52条修正案条文，遍布宪法序言、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构等各个章节，包括宪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不同类型条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22]参见张旭阳：杀妻冤案与一群人的命运转折，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5日。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三）宪法规范意涵变迁的边界及其特点 1.原有边界刚柔相济。

作者简介：杨小敏，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有学者将中国目前存在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包括现实中实际运行的不成文宪法与宪法文本不一致。

审判独立边界集中体现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价值要素，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是这四个1982年宪法的价值元素不断叠加和相互博弈的结果。[45]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99年至2021年，以法官独立为篇名的论文多达295篇。

[9]这说明，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之后，法院不再是新中国初期阶级斗争的管理工具，审判权越来越突显其判断属性，越来越强调发挥其公正的功效。由此，这种权衡依托于宪法实践，往往通过司法改革在小范围内试验，实践不成功后再被取消，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个案监督制度在地方的建立与废止。[29]在国际法里，干涉是指损害别国主权和独立的非法行为，属于国际不法行为。就技术角度而言，法官并非因为比其他官员更有正义感，而是因为司法工作的专业技术性，认定法官能够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来行使审判权，以求作出的判决能最大程度地符合法律的真实内涵，这就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具有主导地位，以保证法治国家的实现。但是，邓小平在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时提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有利于清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不断铲除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修改《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最高人民法院多次颁布司法解释，这种法律文件与宪法文本不一致产生宪法变迁是被学界公认较常见的变迁方式。

[39]资本主义国家法官独立的主要含义是指，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实际上，该条款宪法变迁的边界有时候难以通过这些规则理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3]实践成为衡量边界的终极标准。

宪法变迁会存在合宪和违宪两种情况，本文主要指合宪的宪法变迁。这次宪法修改讨论中认为，事实上，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20]所以，1982年宪法第131条没有完全照搬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表述。

从历史来看，1982年宪法颁布时，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列举个人这个主体就是针对党的领袖和党政一把手。它对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及其相关的姻亲条款都具有指导作用，为这些条款增加了新的规范内涵，即不仅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要保障人权，各种主体对法院审判的干预行为在实质上也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底线。

幸运的是，2018年修宪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在现实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24]参见柯学东：洛阳女法官到最高院讨说法，载《广州日报》2003年11月28日。在具体审查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行为合宪性的基准方面，还可以引入比例原则、法律的明确性原则，以便作更为精细的权衡判断。总体而言，这种权衡方式成本过高，甚至以牺牲法治为代价。

另一方面，该理论的转型表现为淡化政治民主，增强法治民主。[23]参见张远：蒙冤‘杀人犯赵作海亲属提出50万国家赔偿，载《新闻晨报》2010年5月10日。

[39]参见谭世贵：论司法独立，《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第30页。这里的不受侵犯和破坏是国家尊重人权的内涵，国家保障人权包含了国家尊重人权，国家所承担的尊重人权义务属于其担负的保障人权义务的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学者主张，人民法院可以解释出合议庭，或者法官，他们都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与其他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有学者提出，该条款后半段排除干涉审判的主体应当还包括政党组织和权力者个人。

详言之，法律保留原则和宪法保留原则不仅保证了将监督和制约审判的公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来规范，还体现了我国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以捍卫人民主权。新旧价值前提之间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实现尽可能大的效益，实现彼此的边际效应，或者达到互利互惠共赢的效果。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法院的工作汇报，或进行个案监督。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第131条）即是如此。

[42]新中国宪法在效仿原苏联宪法的这条规定时，也高度认同法阶级性。众所周知，德国俾斯麦帝国宪法变迁正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这种经济转变是市场纯自然生长演变的产物，属于自发型转变。

（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主体的规范意涵趋向延伸 人民法院是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前半段概括性规定的逻辑主体，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设定。这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留下了更多的解释可能，制造了更复杂的宪法图景。

宪法条款规范意涵变迁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它往往首先发端于经济的转型、生产关系的转变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审判不受各方面意见的影响，不受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干涉。